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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以前的医院历史
千年来，京杭大运河是杭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拱宸桥是运河南端的地理标志。可以说，拱宸桥两岸的医事兴衰，作为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拱墅区、杭州市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的发展轨迹。
荣华之地，医事不兴
拱墅区历史悠久，自隋唐始就是杭嘉湖平原物产的重要集散地。千年流淌的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在两岸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古迹、水陆交通要道和繁华的商埠，造就了蜚声海内外的“十里银湖墅”。1895 年中日甲午海战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拱宸桥一带被划作日本租界，租界地域面积“径直三里，横约二里”。
1898 年，杭州海关在拱宸桥正式开关，开埠之后，大量日本商人、侨民定居于此，拱宸桥地区进入了一个表面的繁华时期。日本人在这里设置邮政所，兴办汽轮会社等现代企业、娱乐场所陆续兴办，杭州第一张报纸《笑林报》、最早的日报《日商杭报》、第一部无声电影、第一家戏院——丹桂园也源自此地，一个初具规模的商业文化中心建立起来。
尽管经济、文化发达，但拱墅区一带的医疗资源仍旧极度缺乏，百姓看病要辗转市区。这点从史料记载的有关“杭州市的医疗资源布局”与“医疗机构的隶属单位”这两个内容中不难看出。
1884 年，广济医院（今浙医二院）在横大方伯巷（今解放路）拔地而起。后继建立的现代医院群均以其为“坐标”，建立了一个密集的医院群。久而久之，杭州百姓也就养成了“小病去诊所，大病往东南”的就医习惯。
一百多年以来，规模较大的医院，始终云集在毗邻西湖的杭城东南方。据史料记载：1930年 3月，杭州市立病院增设拱宸桥城北诊察所。民国 20年 (1931年 )9月，湖墅左家桥设杭州市立医院的第二分诊所。38 年（1949 年）初，拱墅区的观音桥、米市巷、大夫坊、拱宸桥设有中医诊所共 4 处，另有位于大夫坊的城北基督教新民诊所。
晚清时期，浙江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附设在警政机构内。换句话说，管理医疗机构的行政单位是“清政府巡警部警保司卫生科”。这样的隶属结构，足见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不重视。北伐战争结束后，民国政府在内政部下置隶属于内政部的卫生司，管理卫生行政事宜。
1927 年杭州建市之后，杭州市卫生局随之建立。当时，市卫生局还没有隶属于麾下的拱墅区医院。迫于财力等多方面因素，卫生局只为拱墅区建立了“诊所”，并将零星的中医诊所进行规范化整顿。抗战告捷后，国民党浙江政府复设卫生局，卫生局下设医政科，负责颁发各医院、诊所开业人员的执照，组织开业医务工作者成立各种公会，协助政府监督、检查、考核会员业务，从事卫生宣教、预防接种和地区急救等多项工作。限于当时的大环境，医政科直接管辖着杭州市民医院（今天的市一医院），其他的医疗机构则基本无暇顾及。
解放前，囿于缺乏“天时地利”，也缺少稳定发展的环境，拱墅区一带虽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享有“小上海”的盛名，然而这里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医院，甚至连诊所、诊察所，其规模也只是一两名医生、几个助手和十张以下的病床数。
与新中国一同升起
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医疗卫生事业的春天到来了。解放后，在医疗资源向郊区农村，向劳苦大众倾斜的新中国医疗政策的指引下，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卫生局于 1949 年在原拱宸桥北区诊疗所的基础上，建立了由 20 多名人员组成的“拱宸桥卫生站”。
1950 年 9 月，隶属于卫生局的“拱墅区卫生事务所”得以建立；1952年 8 月，“拱墅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建立，组建了 16 个分会，在拱墅区开展了一系列医疗卫生工作；1954 年，城北基督教新民诊所改为“拱墅区卫生所”；到 1956 年为止，拱墅区建立了 4 所联合诊所，分布于米市巷、湖墅、小河、拱宸桥街道。
在这一系列的医疗资源整合重组过程中，市二医院的前身——拱宸桥卫生站，也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大量的患者涌入医院，享受着社会主义的公费医疗服务；大量的医护人员翻身做主，带着蓬勃的激情服务劳苦大众。
随着卫生站的发展，原有的建筑和设施无法满足需求。于是，1953 年，市卫生局拨款，在原卫生站基础上筹建一幢平房，并于 1953 年 6 月举行了奠基仪式。新房建好之后，“拱宸桥卫生站”改名为“拱墅区公费补助门诊部”。
“拱墅区公费补助门诊部”，以门诊为主，不收住院病人，也不接待产妇分娩。但是，门诊部科室健全，内科、外科、皮肤科、五官科、眼科、中医科、针灸科等科室都服务着广大的患者。
患者的数量，随着解放后拱宸桥地区被市政府规划为杭州市主要工业区和仓储区而不断增多。在医院周围，杭一棉、浙麻、杭丝联等企业的大批厂房和配套设施相继兴建，大量的工人及家属纷纷入住。
五十年代以后，拱宸桥附近成为了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的地方。每天下午两三点，周围工厂早班下班时分，桥上桥下人潮汹涌，许多患者也在此时纷纷涌向门诊部。毫无疑问，拱墅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进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门诊部也在本区卫生医疗建设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史料记载：
从50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拱墅区各类急性传染病的发病率：
伤寒21.63/10 万下降到 1.62/10 万；麻疹从 2231.24/10 万下降到 9.64/10 万；流脑从 19.66/10 万下降到 0.32/10 万；疟疾从 1447/10 万下降到 0.08/10 万。
1965年起，未发生脊髓灰质炎病。1972 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78 年起未发生白喉病。1980 年基本消灭天花。1985 年消灭血吸虫病，是年，12 种急性传染病发病率比 1959 年平均下降 87.06%。
1954 年 10 月，“拱墅区公费补助门诊部”整合改组，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杭州市第二医院”，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旅。
“草原”上的医院
（1955—1966 年）
这十年，是杭州市二医院在拱墅区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十年。面对条件艰苦、人员不足、资金匮乏、设备简陋、自然灾害等诸多困难，医院上下不等不靠，艰苦创业，发掘自身潜力，融汇西医中医，如一颗顽强的种子，
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成长，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让周边单位和广大工人农民获得了便捷、有效的基本医疗、保健、预防服务。
落地生根，百姓的巨大福祉
解放后，对于拱宸桥地区广大的百姓来说，无论是早年狭仄拥挤的 “拱宸桥卫生站”、还是不能住院的“拱墅区公费补助门诊部”，尽管是他们最便利的求医之处，但都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建立一所面积更大、科室种类更多、门诊住院都有的综合医院十分的迫切。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市二医院于 1954 年 12 月 27 日举行了开院典礼。尽管刚刚组建的医院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专业人员队伍还未配备合理，然而拱墅一带的百姓们却为这所隶属于市卫生局，占地五千多平方米、拥有130余张床位的政府医院而欢欣鼓舞。医院交接与筹备期间，患者人数有增无减。
史料记载：建院初期，设有病床 130 张，职工 123 人，其中医师 23 人。门诊内、外、妇、儿、口腔、中医等 10 个科室。病区 3 个 ( 内、外、妇 )，无专科门诊。当时的医疗用房为一幢一层门诊楼和五幢租界留下的老式二层洋楼（洋关，现尚存三幢）。
为增加医院学科力量，同年 11 月，昔日的“拱墅区卫生所妇婴保健站”也并入医院。对广大产妇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床位增多，让每位产妇都可以住院待产；综合性医院的多科室合作，处理急危重情况更有经验和把握，让产妇可以更加安心。
当时的妇产科设在“洋关”建筑红房子里，有 4 个医师和 6 个助产士。原妇产科主任张竹梅医师回忆说：“建院时，我们设备非常简陋，全科只有一把产钳和一个保温箱。但是产妇对我们极其信任，病人一直络绎不绝。妇产科只有我一个高年资医师，遇到重危病人和难产病人，我都会被叫去值班。然而，我们一直劲头十足，感到能造福一方百姓，也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史料记载：
门诊和病房自建院之日起，就担负起大量医疗工作。
内科以普内科为主，也收治儿科、肺科病人。
外科以普外科为主，如阑尾、疝气、胃、胆等手术，也收治骨科、泌尿外科急诊手术。
麻醉种类不多，有腰麻、开放乙醚等。
产科以生理产科为主。
耳鼻喉科、眼科以处理常见病、多发病为主。
口腔科主要业务为拔牙、补牙。
检验科开展三大常规，一般性体液标本培养，肝肾功能检查及血库输血配血。
放射科常规 X 线检查为主。西药房药品数量为 200 种左右。
海纳百川，扎根于希望之土
根据上级指示，医院的医疗队伍主要由原来的“拱墅区公费补助门诊部”的医务人员组成，临床诊疗经验非常丰富。
医院组建之后，充分发挥现有医务人员的专长，从 1955 年开始，医院在原门诊部的基础上相继开设了皮肤科、五官科、眼科、牙科、中医科、针灸科和保健科。就医患者对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给予了美誉和忠诚。
从 1955 年门诊量五万人次到 1966 年门诊量 30 万人次，十年间六倍的增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但这些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医务人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有的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医学教育，导致科室设置很不平衡，尤其是医技检查科室。新生的市二医院要发展，要满足区域内百姓的医疗需求，引进人才、培养骨干、健全科室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随着住院病房的发展和次年急诊的建立，原有的医疗人才逐渐不能满足医疗需求。因此，杭州市卫生局从兄弟医院调入了拍片、读片人员，放射科成立；调入了外科人才，提高了普通手术能力，也收治泌尿外科、骨科和烧伤的病人。
除了调入人才之外，医院向卫生局积极申请将大中专的毕业生、护校毕业生分配到本院，并将外地的中高级医务人员和转业复原人员也调入本院。这些人都是医院人才队伍中的“新鲜血液”。
对于新加入的职工来说，市二医院尽管规模不大、职工不多，但管的病人数量真不少，医疗工作量十分艰巨。同时，医院还是需要田间劳作的“农场”，仿佛一个“草原上的医院”。从市三医院调入的原儿科主任饶儒瑾医师回忆说：
“调入二院后，我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在上班前两个小时就随着大家一起在医院里割草，整理院内环境。那时候，内科和小儿科的担子都挑在我身上，没日没夜地工作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我们依旧努力美化着医院的环境，在每件小事情上身体力行。我们之所以任劳任怨、充满激情地干下去，是因为相信医院的未来会更好！”
医疗特约，做“工农兄弟的服务者”
市二医院从诞生之日起，就印着时代的深深烙印。开院典礼上，有 15个单位 27 位来宾代表着“工人阶级大家庭”，向医院表示了祝贺。
医院附近的各个大工厂，迫不及待地与医院建立了医疗特约挂钩关系。
1954 年，杭一棉、浙麻厂、鸿丰丝厂、杭州修船厂、浙西轮船公司、民生制药厂，红雷丝织厂等八个大工厂，成为了医院的“特约单位”。
这些工厂在当时都是 500 位以上职工规模的大厂，社会影响广泛。医院除了为他们单位的职工提供医疗服务并且以特约记帐单形式定期结帐之外，还肩负着为其进行体检、培训厂医、医疗宣教等工作。这样的分级医疗制度，根据“杭州市城市医疗预约网实施方案”的指导原则，又带着鲜明的“市二特色”。
对工人来说，拥有自己的“特约医院”，看病住院都方便许多；对工厂来说，医院的服务既便利实用，又经济实惠；对医院来说，工厂提供了稳定的患者群体，大大提升了医院的知名度。医院从 1957 年开始就连续达到“业务收支平衡”，这与广大工厂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这“共赢”的特约制度让更多的工厂纷纷加盟。1955 年 30 个工厂与医院“结盟”，1965 年这一数字增至 57 个，1985 年则增至 88 个，到 1988 年时，116 个工厂、商店、学校等单位与医院结成了医疗特约关系。拱墅区及临安、昌化、余杭县的 3/4 地区，作为医院的医疗特约挂钩地区，也源源不断地向医院输送患者。
如果用“水”与“舟”来比喻“工农群体”与“医院”的关系的话，可以说，“水能载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尽管历经 1959到 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医院的业务情况和财政状况依旧稳定而良好。1960 年，医院自费购买了两幢“130 平米的宿舍楼”来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西携手，缔造医疗团队
20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中华神州大地上“西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思潮风靡之际。杭州不但成立了省中医院和市中医院，而且将“中西结合”的工作推向各大综合性医院。
因此，从建院伊始，市二医院就将“拱墅区公费补助门诊部”的中医科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中医针灸等项目一直备受患者好评。1959 年起，医院的中药房正式成立。中药房附设配方部和煎药房，既生产“院内制剂”又为患者们提供煎药的服务。1959 年 11 月，医院参加了“杭州市卫生系统跃进誓师大会”，将“中西医结合”的工作推向一个高潮。
1953 年 7 月成立的“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组织了多批“中医进修班和中医师资班”，省里也举办了“浙江省第一届中西医离职中医班”，医院组织部分医生参加了中医学习。
为了提升二院的中医实力，杭州市卫生局聘请了当时在中医界极具影响力的名医潘泽侯。潘泽侯曾是杭州市独立行医的“潘半仙”，也是杭州广兴联合中医院（今杭州市中医院）的创始人之一。他被聘到医院中医科时，工资是全院最高——210 元的月薪，明显高于当时院长的 160 元。仅从薪资上，就可以看出医院当时对名老中医的重视程度。
潘泽候来到二院之后，中医科门庭若市。医院根据相关政策为其配备学徒（李习鹏），发掘、整理他的学术经验。潘老还积极培养年轻的医生，在医院里开设了中医基础理论学习班。医院里，无论是中医医生还是西医医生，都在业余时间聆听他的授课。一时间，广大西医医生沉浸在“学习与借鉴中医”的浓厚氛围中。
现学现用，活学活用。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六七十年代中，西医医生们充分认识到“一根针、一把药”的妙处，他们甚至与中药房工作人员一起在医院的空地上种植草药。在屡次医疗下乡中，用中医疗法解决了大量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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